介入医学是现代临床医学中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我国已经走过40余年心路历程，成为继内科治疗和外科治疗之后的第三大临床治疗手段。现结合对我国介入医学发展历史的简要回顾、所处现状的客观剖析以及对未来方向的认识，探讨我国介入医学发展的亮点、痛点和焦点，从而进一步明确我们的形势与任务。

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Roentgen发现X射线，为放射诊断与治疗学及介入放射学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血管造影术仅作为一种新奇而冒险的诊断技术偶被应用于临床诊断和基础研究，直至1953年瑞典医师Sven- Ivar Seldinger发明套管针-导丝-导管穿刺法，血管造影技术才被逐渐广泛认可和应用，与此同时“介入放射学”概念逐步孕育。1963年，美国医师Dotter等［1］首次提出利用非外科性技术在进行影像诊断的同时治疗疾病的设想，并且在1964年首次采用同轴导管技术对下肢动脉狭窄患者成功进行扩张治疗，改善了血液循环，缓解了下肢缺血症状，这成为现代介入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奠基石。1967年，Margulis［2］在美国放射学杂志上最早提出“Interventional Diagnostic Radiology”，即“介入诊断放射学”概念，而“InterventionalRadiology”，即“介入放射学”概念是1976年由Wallace等［3］在《Cancer》杂志上正式提出。

介入放射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中国，我国老一辈介入放射学家林贵、刘子江等在设备及器械落后情况下，克服困难，不惜牺牲个人健康，为中国介入放射学发展拉开序幕。1979年，荣独山和林贵［4］报道针对原发性肝癌肝动脉造影的研究；1982年，刘子江受国家卫生部委托首次在贵阳医学院放射科举办卫生部介入放射学学习班，培养了我国最早一批介入放射学工作者。从此星火燎原，介入放射学在中国大地蓬勃发展。1986年，在山东潍坊召开第一届全国介入放射学学术会议，自此开始了我国介入放射学日新月异的学术交流。1990年，卫生部下发《关于把一部分有条件开展介入放射学的放射科改为临床科室的通知》，从管理体制上确立了介入放射学的作用和地位，一些大医院相继成立介入病房或独立设置的介入科及介入研究室等，从而进一步促进了

中国介入放射学发展

尽管中国介入放射学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其发展历程可谓是“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行”。它在中国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各种挑战和阻力。首先是介入器材严重缺乏，品种严重不全。很多老一辈介入放射学工作者都体验过“一管难求”的局面。其次是缺乏介入诊疗专用影像设备。很多介入放射学先驱不惜以承受更多射线辐射为代价，利用胃肠透视机来开展各类介入诊疗工作。直至20世纪90年代，也仅是少数大型医院才有了专用DSA设备。此外，介入诊疗作为一个新兴事物，还要面对患者将信将疑的目光和来自医院相关临床学科对介入诊疗不理解和不认识而发出的责难和抵制。中国介入放射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困境中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

在我国介入放射学如火如荼地发展与壮大的大背景下，“介入医学”概念悄然而生。当年，刘玉清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影像诊断与介入治疗专家率先提出“介入医学”概念和理论，这预示着在我国必将有“大影像”和“大介入”学科以及相关学会的形成。1996年11月18日至20日，由国家科委、卫生部和医药管理局组织的中国介入医学发展战略及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并在次年《中华放射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介入医学发展战略及学术研讨会纪要》［7］。1997年7月，《实用放射学杂志》刊登了《团结协作、发展提高——为介入医学的发展而努力》的文章［8］。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从1990年开始成立介入学组，到2018年一共9届。在几代人不懈努力下，我国介入医学在诊疗技术应用、临床疗效提高和专业学科建设等方面已走在国际前列［9- 10］。

目前为止，我国已经能够独立完成国际上所开展的介入诊疗技术，而且逐步掌握了许多独立自主生产介入诊疗产品的核心技术。然而，就整个介入医学行业发展而言，我们依然面临重重困难和挑战，依然存在许多值得关注并亟待解决的痛点。

首先是学科平台建设亟待强化与完善。良好的平台建设是实现学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尽管在医疗机构中介入专业与学科已普遍形成并在规范化发展，但学科归属与地位还亟待明确和提高。一方面，随着介入诊疗技术在临床疾病诊治中广泛应用和专业队伍不断壮大，介入医学从业人员已由单一放射学或影像学专业，发展为来自许多相关临床专业学科。

另一方面，介入医学专业学科工作性质属于临床治疗范畴，但在很多省、市、自治区依然要按照影像学专业来对介入医师进行职称考核和评定。特别是国家有关部门推行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规培）方案中，依然没有专门针对介入医学科医师的规培方案。此外近些年来，伴随着介入医学专业的发展和壮大，全国半数以上省、市、自治区医学会已相继成立介入医学分会，而且2014年中国医师协会也专门批准成立了覆盖全行业的介入医师分会。然而国家有关部委却依然没有“介入医学”专业的学科设置和相关代码。这对于本行业规范化发展与管理极为不利。因此，依然需要我们全体介入诊疗从业者共同努力，积极呼吁，继续加强和完善我国介入医学专业学科平台建设。

第二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国产化率亟待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要强化战略导向和目标引导，加强对关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学问题的研究部署，作出战略性安排，要在关键领域下大功夫，尽早取得突破，力争实现我国整体科技水平从跟跑向并行、领跑的战略性转变，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这些策略同样适用于我们介入医学行业的发展。介入医学是一门高度依赖器材设备的学科，以往我们所掌握的只是国外产品的应用和操作技术，而不是这些产品生产制造的核心技术。我们所使用的各类介入诊疗产品的百分之八九十以上还要完全依赖进口，如果没有这些进口产品，我们许多介入诊疗工作则寸步难行或将一事无成。长期依赖进口产品的结果，一是价格昂贵，二是像“中兴事件”一样可能面临突然“断奶”。我们欢迎也需要进口产品，但也应该有我们自主创新的国货［11］。

第三是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一切创新成果都是人做出来的。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近年来，我国介入医学事业的发展和普及造就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介入医师、介入专家、介入学科带头人和优秀团队，但与影像学科及其它临床学科相比，人才队伍总体水平和数量仍有很大差距。更缺乏国家级高层次人才，也没有国家级优秀团队。不解决人才队伍的危机，介入医学学科平台建设和介入器材设备创新都将成为一纸空谈。

第四是科学研究意识和能力亟待提升。介入医学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大力加强，而我们现有介入医师队伍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水平更需要重视和提升，更需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介入医学相关各种学术组织要起到一个引领作用，积极弘扬学术精神，鼓励临床医疗与科研并重。每一个团队的学科带头人更应率先垂范，除了要有较高的临床介入诊疗水平外，还必须具备较强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而且还应有丰厚的显示性成果，如科研项目或课题、论文、专利和科技奖励等。这样才能以点带面，提高整体介入学科在医院乃至整个医学中的地位。尤其在介入诊疗器材与设备的研究开发、性能改进及成果转化方面，更是一个以医工结合为主的产、学、研、用合作的团队行为。优秀的介入医师不但要有精湛的医术，还要有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从临床工作中发现问题，并独立或与科研机构及相关企业合作开展科学研究与科技攻关。